迷茫的黄昏

时间:2021-08-26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冬天来了,日头越来越短。乘高铁抵达北京,送83岁高龄的陈铁健先生上车,然后自己搭车回家。天色已近黄昏。从北京南站一路经过的地名,比如牛街、枣林前街、白广路,都是我曾

  冬天来了,日头越来越短。乘高铁抵达北京,送83岁高龄的陈铁健先生上车,然后自己搭车回家。天色已近黄昏。从北京南站一路经过的地名,比如牛街、枣林前街、白广路,都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现在一点也认不出来了。这种应该熟悉却完全陌生的感觉让世界显得不大真实,让我不禁想过去是不是仅仅是一场虚幻?

  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著名作品是《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传》,他还整理出版了先父回忆录《流失的岁月》。他不仅为我的新书《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赐序,还和我同去苏州做讲座嘉宾。陈先生是父亲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入学时已经28岁。他17岁从公安学校毕业,当了四年警察,因为喜爱历史才考吉林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又工作了三年才继续深造。大约与这样的早年经历有关,陈先生虽然是学者却并不象牙塔,而是世情练达,常存现实关注。他淡于名利、心态平和,于是晚年身体很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据说乘公交时经常没有人给他让座。

  陈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我才一岁多。这样或近或远关注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长者如今已没有几位,虽然八十年代以来我极少见到他,却没有一点距离感。去苏州的高铁上,和陈先生聊了一路往事。在禁欲的年代,他是个正常的人,和同事谈恋爱遭受非议,不过父亲似乎很支持他;在文革热狂中,他依然尊师重道,对黎澍先生和父亲保持学生的忠诚。近代史研究所在文革开始时首当其冲,波澜起伏堪称那个时代的一种缩影。其中的残酷斗争、纵横捭阖、恩仇背叛,至今还缺乏文字记录。那是一个人性在各个层面充分呈现的时代,陈先生大多数时候属于逍遥派,回望时持论相当平稳,以陈述记忆为主,只是对告密与翻云覆雨表示鄙夷。

  大抵那时一个单位开始是造反派斗争原领导层,夺权成功后分为两派继续斗争。后来部分原领导层被结合吸纳,另一部分则要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翻身,主导对造反派的处分。浮沉变幻之间,无论是想要整人的,还去想要逃避的,最终都无法避免,在某一个时间段挨整,最轻者或如杨绛先生所说“洗澡”,更多是伤筋动骨,留下噩梦般的记忆,恐惧、怨念往往几十年后也未能褪去。

  有些人由于他们的身份,注定只有被整的份儿,比如来自民国时期又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又如已经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落马,被视为反动分子的人。在近代史所,如今最常被人提起的是沈元。这位1955年的全国文史类高考状元在大学期间被打成,文革中走投无路,竟然异想天开,把自己涂成黑人模样混入马里驻华使馆,被使馆交出后不久,被判叛国罪并处以死刑。

  陈先生告诉我,他很认同我对张遵骝先生的描述。他和张先生同在中国通史组,运动不断,会议也不断,每个人都被要求不断发言表态。张先生说话总是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尽可能模棱两可。身为张之洞的曾孙,张先生自然见识极广,深知隐忍,因此在文革中只是又“洗了一次澡”,然而,下放农村去五七干校劳动对于患哮喘病多年的他实在不堪承受,几乎死在那里。

  沈元这样的悲惨遭遇也并不多见,在文革中经历辉煌与沉沦的弄潮儿也是少数,和时光一起流去的总是沉默的多数。如今关于近代史所,其中的历史学者与领导者的生平多有记录,然而我还没有见到一部有关研究所本身的历史,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年份与事件,还缺少当事者的叙述与后来者的研究。那些曾经在这里驻足,但是留下著作不多,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们,就渐渐被遗忘了。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1950年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基础上创建的近代史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历史研究机构之一。近代史所坐落在东厂胡同一号,这里曾经是荣禄旧宅、胡适故居。范文澜选择此处建所,或许折射出他要取民国时的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代之的雄心。

  改革开放以后,近代史所渐成研究重镇。不过范文澜在世时,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就连他自己主编的中国通史都只写了一半。他早期的学术副手荣孟源1957年被划为,黎澍在1960年调入任负责学术的副所长,排名在负责党务的刘大年之后。先父1962年调入负责中国通史组,后来转任中华民国史主编。范文澜仅仅完成中国通史的前四卷后就病逝于文革中,后八卷在文革后由蔡美彪领衔续写。

  再一次入住苏州书舍,转瞬之间,一年多就过去了。虽然已是十一月,江南温暖的夜晚、宁静的天井、别有情调的房间,皆令人感到岁月静好。这是一家带书房的民居,随意看了一下书架上的书,点上一支烟,随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回到多梦的华年。

  已经是第二次和年轻帅气的八零后书店老板午夜品茶闲谈,“情怀”这个词语现在和“美女”一样用得太多而滑稽了,不过他开这样一家小小的书店,注入许多心血,在拜物时代是一种难得的追求。他说他很开心,因为书店因为办讲座认识许多有趣的人。我听他的故事,看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面对这个时代的方式。

  北京有王府井,上海有淮海路,苏州有观前街。一个城市的繁华处不可以没有书店,慢书房就安静的坐落在观前街旁边的一条小巷里。我在这里做《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签书分享时,不大的书店座无虚席,连台阶上也坐着人。其中有阔别三十二年的世交、曾经同在燕园,尔后回到苏州的师兄师姐。意外惊喜是在微信已有交流的史宝嘉女士恰好也在苏州观光,于是家住芝加哥的我有幸在书店与来自北京的她初次见面。她是著名诗人北岛兄多年好友,也是北京七十年代地下读书沙龙的重要成员之一。

  我早就听说过她的故事,也读过她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全面停摆的暗黑岁月,虽然光线微弱,书香依旧在民间点燃。古人所说的“礼失求诸野”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却会想起《暗香》里的两句歌词:“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走个半个多世纪我还是相信,对于某些人来说,美的向往是天生的、不可磨灭的。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却也在七十年代读着地下传阅的书籍长大。少年时没有电子游戏和五光十色的街道,娱乐除了周而复始的打扑克乏善可陈。听说谁手里有一本好书,我会乘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去借。最夸张的一次是一套四册、四十年代末出版的《基督山伯爵》,每一册在家里只能停留24小时就要传给下一个人。几兄弟在家接力阅读,到午夜才轮到我,读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披着八九点钟的太阳去换下一册。

  讲演后照例是互动提问,一位来宾问我,“你年轻时曾经感到过迷茫吗?”我告诉他:我年轻时很迷茫,我现在依然迷茫。不过我觉得,人生应该一直保持有些迷茫的状态。如果一点迷茫都没有,那很可能是思想的钝化或者脑血管硬化,离洗洗睡也不远了。

  我少时岂只是迷茫,而且是一种分裂的生活。那时候还没有电视,连调频台都没有。广播里的新闻联播、最高指示、社论、革命样板戏、和铿锵有力的歌曲。日常生活匮乏而艰辛,许多食品和日用品都需要票券,如今那些粮票、布票、油票、糖票、鸡蛋票、还有自行车票等等都成了当代文物。在这样的时空里,托尔斯泰笔下的舞会与少女、战争与调情;《东方》杂志里30年代明星的倩影、市井的传奇是那样的遥远而迷人。

  合订本《东方》杂志来自近代史所图书室。有一段时间,图书室的书与杂志不断被拿到家里。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后,1972年近代史所部分人员开始恢复工作。军宣队在父亲的档案上虽然留下“有历史问题”等结论,但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批准,他被委任组织团队编写中华民国史。陈铁健先生告诉我,他也是在那一年,终于开始有事可做,因出差第一次来到苏州。

  父亲因为我爱看书,而图书室的书很少有人借阅,也没有人管,就时不时搬一些回家。我一直辍学在家,多少失去了和别的小朋友扎堆儿玩的机会。有时我想我也未必真爱读书,只是因为无聊,因为除了读书无事可做,而十分幸运的是,在别人读不到书的年代,我基本上一直有书读,很多还是当时的。

  此次苏州行的第二场签书分享在坐忘书房举办,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坐忘书房,是一片钢筋水泥土高楼海洋中的一处清雅所在。这里舒适安谧,喝着咖啡说往昔,无论个人故事还是大的历史风云,都仿佛波澜不惊。

  一位九零后美女告诉我,她的迷茫不在于梦想难以实现,而在于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一时不知怎样该回答她,她的问题让我想起七十年代中作为内部书出版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当时一看到这本书名我就被震撼了,几十年后记住的也还是书名。一个时代的教育有一个时代的理想,即使文革时也是如此。然而我没有上学,没有受到教育,也就没有同代人曾接受的教化。我记不起有过任何榜样和理想,倒是记得13岁初读《爱情故事》时的遐想。

  陈铁健先生想看他师母的故居,于是我们去家母90年前曾经住过的小巷。地名犹在,巷陌不复存,当年的四进院子,成为一片已显得颇旧的楼房。两栋楼之间修了一小片竹林。小径墨竹,留下一分江南的幽雅。母亲在南京与苏州度过童年,也就一直留下一分南方的气息。

  也许因为这次探访,晚上我便讲了母亲与苏州的渊源。似乎陈先生对这一段也不很清楚,他大约也不很了解母亲与张遵骝先生暨夫人王宪钿先生(王懿荣曾孙女)的交往。这一交往对我影响至深,张先生拿来许多明末清初著作,当时读不懂,不过遗民气质犹如寺庙里的青烟,消失在空气里、浸透在生命中。

  张先生因病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去上班。起初几年他身体确实很虚弱,不过粉碎后,知识分子大多兴奋雀跃,积极工作,要求进步,他却一如既往地犹疑。青年时从他有时似惊弓之鸟的神态,我自以为看到了他内心的恐惧。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渐渐意识到,其实我并不了解张先生的世界,我知道他是熊十力高足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他在许多书的书页上批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没有子女,王先生过世后两人的书籍遗物不知所终。

  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辞去公职,回到家庭。九十年代以降,更是离群索居,很少与人交往。走动最多的,大概就是近在咫尺的张先生和王先生吧。他们二人相继去世后,母亲很少提起,反而经常会就我的狗一聊就半天。十年前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怀念张先生的文章,母亲读过,却只说了一句“很好”。在那篇文章里,我想说而没有说的是,本可能更长寿的张先生一直没有适应和接受他所处的时代。

  60多年来,近代史所自然是俊彦辈出,不少人著作等身。我在网上检索过,似乎除了我,极少有人再提及张遵骝先生,然而我在家里找不到、在网上也搜不到一张他的照片。